在陕西铜川的西北部，有一片红色的土地——照金。相传当年隋炀帝曾巡游至此，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所折服，由衷叹曰“日照锦衣，遍地似金”，照金由此名传天下。这里曾是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西北革命的摇篮。这里曾涌现出无数名垂青史的革命先驱。直到今天，当地仍流传着许多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刘林圃就是其中一位为革命谱写壮丽青春的英雄人物。

刘林圃，1909年出生于耀县刘家河村。那时，国事凋敝，列强横行，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少年时期的他聪明好学，关心时事，忧国忧民，胸怀救国之大志。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1926年，17岁的刘林圃千里迢迢奔赴湖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在校期间，他苦苦探寻着人生之路、救国之路，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之后，他便走上了革命道路，用他的人生践行着永不叛党的誓言。

21岁，受党组织委派，刘林圃来到天津，担任天津市委军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之下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全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不久，刘林圃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由于领导平津地区工人和学生游行，刘林圃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封官许愿，刘林圃严守党的秘密，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同年秋，经友人营救获释，回到家乡耀县，重新入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继续履行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诺言。

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革命生涯中，刘林圃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法，学英语，学俄语，研究总结革命实践活动。科学的理论，进取的雄心壮志，不断地升华着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的信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民族危亡，刘林圃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他奋笔疾书，写了一本近10万字的书稿《满洲问题与中国》，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提出了如何解救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举措，表现了一个救国拯民、扬眉拔剑的中华男儿的热血情怀。

1932年，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刘林圃来到了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驻地甘肃正宁。在了解了部队的情况后，他向中共陕西省委写出一份《意见书》，提出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不久，省委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后又发展为红二十六军，为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年，他担任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军委特派员，受命在甘肃领导“两当起义”。起义后，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刘林圃任政委。他率部向北转战数百里，向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靠拢，但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民团、土匪武装的袭击。“两当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刘林圃沉着果断、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不怕流血牺牲的壮举，在西北红军发展的历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2年秋，刘林圃回到了西安。由于叛徒马腾云的出卖，刘林圃再次身陷牢狱。在狱中，刘林圃沉着应对，他化名张庆云，自称是来陕西投亲谋职的山东客商。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和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刘林圃始终保守党的秘密，撬不开口又无计可施的反动派，按照“不可放过一个”的指令，只好给刘林圃的胸前挂上了“山东匪首张庆云”的插标，执行枪决。

1932年9月26日，羁押刘林圃的刑车缓缓地行驶在西安的街头，刘林圃沿途高喊：“我不是山东土匪张庆云，我是刘林圃，我是共产党员刘林圃，我的家就在耀县城外的刘家河，街上如果有耀县人，回去给我家人捎个话，让他们来西安收尸吧！”面对敌人的枪口，刘林圃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那一天，他的热血染红了西安习武园的土地，那一年，他只有23岁。

他是一位睿智无畏的革命英烈，他是陕西引以为豪的骄子。在他投身革命的7年生涯里，他把一切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23岁，人生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23岁，对大多数人而言，生命的帆船也许才刚刚起航。可是刘林圃却为了理想，为了信仰，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华章。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也不会忘记那些为国家和民族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他们是民族的精神脊梁，唯有传承先烈遗志，才会有国家更加光明的未来。正如西北革命先驱刘志丹在纪念刘林圃牺牲一周年时为其题词所说：“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

（原载于《古今故事话陕西》，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纂，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白雪 张国衡）